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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波、泉州、廣州發掘、宣傳、展示古代海上絲綢之路史跡現狀及北海應作的工作
點擊:4345  來源:北海史稿匯纂  作者:北海市地方志辦公室考察組
寧波、泉州、廣州發掘、宣傳、展示古代海上絲綢之路史跡現狀及北海應作的工作
北海市地方志辦公室考察組
 
    近些年,關于“古代海上絲綢之路始發港”(以下簡稱“海絲”)①的研討和爭論引起很大關注。
    “為什么全國有那么多的城市都舉證自己城市是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始發港?”
    “海上絲綢之路的研究和申辦世界自然和文化遺產工作為什么越來越熱?”
    “如何開展海上絲綢之路始發港的研究、保護和宣傳?”
    帶著許多專家、學者關心的問題,2004年4月中下旬,廣西北海市地方志辦公室派出史瑤、符麗明、姜家鳳、沈雪巖四同志組成考察組到浙江省寧波市、福建省泉州市、廣東省廣州市進行了有關海絲的調研考察。考察重在更準確地了解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史實,為此走訪了三地的市志辦、文物局、文物處有關海絲方面的專家、學者,聽取他們對海絲研究及海絲遺跡保護的介紹,參觀了當地博物院、海交館及與海絲相關的文化遺跡l0多處。通過考察,我們對三省三地如何開發、保護海絲文化遺跡的工作有了了解,彌補了此前對海絲認識的不足。
    一、寧波、泉州、廣州“海上絲綢之路”文化遺跡
    1.關于海絲的形成及發展
    海絲,是經過一代人一代人的探索和經驗積累逐步形成的。最早是漢武帝時開通了南海與東南亞乃至印度洋的航線。公元二世紀,中國與西方的直達航線也開通了。歷經各代、特別是到了宋元時期,海絲空前繁榮,其范圍已包括向東航行至朝鮮和日本,向南、向西航行至東南亞、南亞、西亞以及非洲東岸、地中海以北的一些歐洲國家的海上航線。
    隨著海上交通的開拓,中國沿海逐步形成和發展了諸多港口,寧波、泉州、廣州就是其中代表。它們在唐宋時期,與揚州同為中國古代四大港口。到了元代,泉州港的地位超過廣州港,一躍成為中國最大的貿易港,被譽為“東方第一大港”。
    港口的發展,促進了海外交通貿易的繁榮,帶來了古代歐洲、非洲、波斯、阿拉伯、印度、東南亞、日本、朝鮮等各種文化,外來文化與本土文化的交匯、兼容為后人留下了彌足珍貴的海絲文化遺存。我們看到,這些遺存雖然飽經滄桑,但大多保存完好,在數量和完整性方面都是少見的,有的甚至是絕無僅有的,它們為現存的或為一種消逝的文明提供了見證。這些遺跡在形式上具有多樣化特點,有寺院、建筑、遺址、沉船、碑刻等,內容涉及商貿、交通、宗教、文化、藝術等十多個領域。
    2.與海絲有關的遺址、文物
    不可移動的遺址及富有海絲文化氣質的文物是海絲史跡的重要物證。我們在考察中就此進行重點追尋。
    寧波與海絲有關的遺跡有:古代對外政治中心實物——鼓樓,接待高麗使節、商旅的遺址——高麗使館遺址,“海上陶瓷之路”的發祥地——上林湖越窯遺址,專事海外貿易的機構——市舶司(務)遺址,與阿拉伯世界交往見證——波斯巷遺址,中日海上交通見證——日本遣唐使人明州登陸地遺址,對外貿易重要交通物證——招寶山造船場及明州港第一石頭、明州港海運碼頭舊址、四明驛及天封塔,中外宗教、文化交流圣地——五磊寺,阿育王寺,天童禪寺,天寧寺塔,寶云寺遺址,延慶寺,清真寺,明州公庫,佛畫坊、畫肆遺址等。
    泉州與海絲有關的遺跡較多,其中直接與海絲相關的有:位于市區的九日山祈風石刻、市舶司遺址,位于海口的石湖碼頭、姑嫂塔、六勝塔,位于江口的美山渡、文興渡、圣殿渡、溜石塔、坷厝塔、真武廟、昭惠廟、天妃廟、水仙宮,位于城南的富美渡、聚寶街、萬壽路、天后宮;有與海絲可謂千絲萬縷聯系的——開元寺、洛陽橋、萬安渡、蔡襄祠、安平橋、石筍、老君巖像、西資巖和南天寺石刻造像、陳埭丁氏祠堂及民居建筑群、延福寺、涂門水關、王審邽墓等。這些遺址既有巍峨的地面建筑府文廟、開元寺東西塔、崇福寺、承天寺等,亦有埋沒于地下的德濟門遺址、烏嶼碼頭遺址和遍布泉州各市、縣的530多處外銷瓷窯址,還有不少至今仍被視為珍品的出土文物——古船和回填埋于法石江畔的宋代海船及200多方宗教石刻等。
    廣州與海絲有關的遺址、遺物有:光孝寺、西來初地、六榕寺、海幢寺、南海神廟、懷圣寺與光塔、清真先賢古墓、長洲的瑣羅亞斯德教徒墓地、外國人墓地、柯拜船塢、南越王墓出土的文物銀盒和銅熏爐等。
    3.海絲遺址情況簡介
    為有利于史學工作者研究,也方便專家考證,我們對上述海絲遺址按城市分布一一做了歸納,對其歷史蘊含也做了初步記略。
    分布在寧波的遺址
    高麗使館遺址——北宋朝廷指定接待高麗使節,商旅的遺址。位于市區月湖東岸、鎮明路寶奎巷口一帶,占地面積約l000平方米。自北宋熙寧七年(1074),明州成為朝廷指定通往高麗的主要出入口岸后,為接待高麗蕃使,政和七年(1117)創建高麗使館,又稱高麗行使館。該遺址是北宋時期明州與高麗友好交往的物證。
    上林湖越窯遺址——位于慈溪市橋頭鎮栲栳山北麓,是一個以上林湖為中心的窯群遺址區。唐時上林湖作為越窯的中心產地,所燒的青瓷通過海路運銷亞非各國,該遺址是海上陶瓷之路的發祥地。在埃及福斯塔特(今開羅南部)遺址、菲律賓、泰國南部林民波遺址都出土了唐越窯青瓷。
    市舶司(務)遺址——該遺址由市舶務(庫)和來遠(來安)亭兩部分組成,前者位于市東渡路世貿大廈一帶,占地面積約l2000平方米,后者位于江廈公園一帶。宋、元、明朝代,朝廷在明州設立市舶司(務),專事海外貿易管理。該遺址是明州“海上絲綢之路”出入舶貨的歷史見證。
    波斯巷遺址——位于天一廣場內。宋代,隨著與東南亞、西亞等國交往的頻繁,眾多的阿拉伯、波斯商人來明州從事貿易與文化交流,其中有不少長期寓居明州。為此,明州特地在市舶司西首波斯商人聚居地設置波斯館用以專門接待,后稱之為“波斯巷”,是唐宋時期寧波與阿拉伯世界交往的見證。
    天封塔——位于海曙區大沙泥街西端,塔高51.5米,始建于唐天冊萬歲、萬歲登封(695~696)年問,重建于南宋紹興十四年(1144),是古代明州港的航標。
    日本遣唐使入明州登陸地遺址——該遺址在明州有兩處,分別位于鄞州區鄞江橋鎮及三江口一帶。日本自630年起至894年間,先后派出20批遣唐使赴大唐學習先進的政制法令、宗教文化及社會習俗,其中有三次在明州登岸入境。第一、二次在明州鄞江橋鎮上岸,第三次則在三江口一帶停靠,遣唐使節隨船帶來大量物品,經明州州政府申報朝廷獲批準后,一小部分人員進京“朝貢”,其余皆民間就地“實物互易”。該遺址是古代中日海上交通的重要口岸。
    招寶山造船場及明州港第一碼頭遺址——位于鎮海區招寶山下的甬江口北岸。北宋時,明州成為全國十一處官營造船場之一,同時,又是朝廷指定打造專供遣使出國大海船定點造船場。兩次出使高麗的“神舟”均造于此。因地處甬江口,招寶山造船場自唐代起成為明州港第一停靠碼頭,各國使節、商旅船舶多由此啟航放洋或經此人明州內港。著名的日本遣唐使、高僧阿倍仲麻呂就是在唐天寶十一年(752年)由此啟航歸國的。
    明州(慶元)港海運碼頭舊址——位于三江口沿岸一帶。唐代起,不僅各國使節、商旅來明州船只均泊于此,而且自明州港出航的使節船、商船亦多由此下碇。唐宋元時期,這里是名聞遐邇的國際海運碼頭,是寧波溝通亞非的樞紐。 
    四明驛——位于柳汀街陸殿橋堍,現為佛教居士林址。始建于元世祖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初為家祠,元泰定四年(1327年)改為驛站。明洪武元年(1368年),罷馬站,設水站,命名“四明驛”。它是明代日本勘合貿易船赴京進貢的起程站和返國補充水源的基地,是日本遣明使入明必經之處。
    五磊寺——位于慈溪市中南部五磊山象王峰南麓,占地面積約32000平方米,始建于三國東吳赤烏年間,為印度高僧那羅延創建,它是最早由印度高僧創建的寺院。
    阿育王寺——位于鄞州區五鄉鎮育王山西麓,全寺占地面積l24100平方米,始建于西晉太康三年(282),梁武帝普通三年(522年)賜為“阿育王寺”。唐代著名高僧鑒真大師東渡日本時,曾在此講學;宋時,日本高僧重源為學習唐式建筑,自乾道四年(1168年)起二次入明州,并從日本運大批木材幫助營筑阿育王寺舍利殿。阿育王寺成為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場所。
    天童禪寺——位于鄞州區東鄉太白山麓,占地面積76400平方米。號稱“東南佛國”,始建于西晉永康元年(300年),遷址重建于唐至德二年(757年),現存建筑系明、清時重修重建。天童禪寺與日本關系密切,是古代中日佛教文化交流的圣地。
    清真寺——位于海曙區月湖西岸后營巷,占地面積約700平方米,宋咸平年間(998~1003年)建清真寺于城東南獅子橋旁。元至元年問(1264~1294年)又遷建于海運公所南沖虛觀前,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清真寺重建于現址,它是伊斯蘭文化在寧波傳播的象征。
    明州公庫——位于海曙區鼓樓步行街一帶,為南宋明州官府刻書坊所在地,亦稱明州公使庫,所刻印的文集、詩集相當部分傳播到日本、高麗,為中外文化交流發揮了重要作用。
    佛畫坊、畫肆遺址——位于海曙區東轎街、石板巷一帶。南宋明州佛教文化非常繁盛,涌現了一批專門以繪制佛像為題材的民間職業畫家群體,他們在東轎街、石板巷一帶開設畫坊、畫肆,向海外僧人與商賈專營佛畫。這些佛畫作品通過海路傳往日本等國,并對日本鐮倉時代繪畫藝術產生了影響。
    分布在泉州的遺址
    開元寺——位于鯉城區,建于唐垂拱二年(686年),占地面積7.8萬平方米。該寺不但有佛教的雕像與殿堂,而且有古埃及神話、印度婆羅門教神話的雕刻,還有古希臘哥林多式的石柱,反映了中外文化的相互兼容并存。在開元寺兩側,凌空矗立東西兩塔,它們是我國現存最高的宋代古塔,也是泉州古城的標志。 
    九日山摩崖石刻——位于晉江下游北岸,山有東西兩峰,在兩峰的摩崖上留有許多古人的題名留字石刻,其中有十一段為宋代泉州地方官吏和提舉市舶司共同為當時航行于南海和中國港灣之間的番舶祈求信風,并預祝他們的船舶能“滿載而歸,順風抵達”而舉行的“祈風典禮”的紀念題字。九日山摩崖石刻是當時泉州與海外貿易重要物證。
    清凈寺——位于涂門街中段,又稱“艾蘇哈卜大寺”,建于北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占地面積約2500平方米,是我國現存最古老的伊斯蘭史跡之一。清凈寺是古代中外通商貿易和宗教文化交流的見證。
    天后宮——位于市區南門天后路,是我國現存建筑規格最高、規模最大、年代最早、影響也最為深遠的媽祖廟。始建于南宋慶元二年(1196年),初名“順濟宮”,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后,改名“天后宮”,沿稱至今。自建宮時起,泉州地方長官每逢媽祖生忌日,以及重大的海事活動都要前往祭拜,祈求海神保佑船舶平安。天后宮是泉州海外交通繁榮的有力物證。
    草庵摩尼教寺及摩尼光佛——位于晉江華表山南麓,始建于宋紹興年間,初為草構,故名“草庵”,元代改為石構仿木建筑。在草庵正廳內依崖壁雕刻了一尊摩尼光佛坐像,坐像鐫刻于1339年,高1.52米,寬0.88米。草庵摩尼教寺及摩尼光佛是國內外獨一無二的最完整的摩尼教遺址,是研究世界宗教史和海外交通史的重要實物依據。l991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海絲考察團的總領隊迪安博士稱草庵摩尼教寺及摩尼光佛是海絲考察活動的“最大發現和最大成就”。
    老君巖造像——位于市區北郊清源山上。高5米多,厚6米多,寬8米許,這尊老君
    坐像是用一塊天然巨巖雕刻而成,堪稱我國宋代道教石刻中罕見的瑰寶。
    洛陽橋——位于市區東郊十公里的洛陽江上,是宋代泉州太守蔡襄于l053年發動萬千工匠,花費七年時間,一萬四千兩銀錢,在“水闊五里”的洛陽江上建成的,是宋代第一座梁式海港大石橋。
    伊斯蘭教圣墓——位于城東仁風門外靈山上,元至元二年(1336年)重修。“圣墓”所葬相傳為穆罕默德當時的兩個門徒——中國尊之為“三賢”與“四賢”。唐武德年問二人來中國泉州傳教,死后葬于靈山。伊斯蘭教圣墓在伊斯蘭世界中,被認為是除沙特阿拉伯麥地那城里的先知穆罕默德圣墓和伊拉克納杰夫城的阿里圣墓外,現存最古最完好的第三圣跡。
    姑嫂塔和六勝塔——前者位于石獅寶蓋山上,原名“關鎖塔”,又稱“萬壽塔”,建于南宋紹興年問(1139~1162年),是海上船舶出入的重要標志。六勝塔地處泉州灣,建于宋代政和年間(1111~1117年),又名石湖塔,海上航行以此為導航標志。這兩座塔向世人見證了海絲在泉州曾有過的輝煌歷史。
    分布在廣州的遺址
    光孝寺——位于光孝路,寺址原為西漢南越趙建德王府。三國時,吳國學者虞翻受貶居于此,稱虞苑。后其家人將虞苑捐于佛門,創佛寺。東晉時三藏法師曇摩耶舍泛舶來華,于401年創建大殿,以后歷代均有重修或重建。寺名也曾多次更換,宋高宗紹興七年(1137年),正式改為“報思廣孝禪寺”,二十一年,又改“廣”為“光”,由此形成光孝寺名稱至今。光孝寺內保存不少歷史古跡,如禪宗初祖達摩大師開鑿的洗缽泉,惠能大師的“瘞發塔”等。光孝寺是中外宗教文化交流的重要物證。
    西來初地——位于荔灣區下九路。梁武帝普通八年(527年),菩提達摩從天竺坐船到廣州,在今荔灣區登陸,創建西來庵(即華林寺),后人為紀念佛教禪宗始祖達摩西來傳經,便將達摩在廣州的登陸處稱為“西來初地”,此地名一直沿用至今。
    六榕寺——始建于南朝劉宋年間(420~479年),初名寶莊嚴寺,北宋太宗端拱二年(989年)重修,稱凈慧寺。后因蘇軾來游,手題“六榕”而得今名,寺內有塔一座,名花塔,又稱“六榕塔”,此塔在當時除了供奉從海外迎來的佛骨(舍利)外,還起著導航標的作用。六榕寺現為廣州市佛教協會所在地。
    南海神廟——位于黃埔區南崗鎮廟頭村。始建于隋文帝開皇十四年(594年),以后歷代均有擴建、重葺;兼之唐、宋、元諸代帝王不斷加封南海神以及派遣多批高級官員南下致祭,因而在南海神廟中留下豐富碑刻。南海神廟由一系列建筑組成,包括大殿、拜亭、石坊、碑亭、華表、頭門、儀門、后殿、浴日亭等,南海神廟是廣州海外貿易興盛的見證。
    懷圣寺——位于光塔路,俗稱光塔寺,占地面積2966平方米,寺名“懷圣”,系紀念伊斯蘭教創始人“至圣”穆罕默德之意。相傳系宛葛素于唐初創建,此后在元、明、民國均重建,是我國最早的伊斯蘭教清真寺之一。 
    光塔——位于懷圣寺內,又名懷圣塔,是為紀念“至圣”穆罕默德而建。光塔建立年代尚無定論,一說建于唐代,一說建于北宋。光塔現為國內孤例的伊斯蘭教塔。光塔在古代除了“宣禮”外,兼有導航燈塔與氣象觀測站的職能。光塔與懷圣寺一樣,是廣州海上貿易發展的標志,也是中國與阿拉伯友誼的象征。
    瑣羅亞斯德教徒墓地——又稱巴斯教徒墓地。位于黃埔區長洲島巴斯山,系鴉片戰爭前后信奉瑣羅亞斯德教的印度孟買商人的墓地。瑣羅亞斯德教俗稱拜火教,又稱(火)襖教,古代流行于伊朗、中亞等地,后逐漸向中國等地傳布,墓地占地100多平方米。該墓地的存在是研究清代中國印度經濟文化交流的寶貴資料。
    清真先賢古墓——位于桂花崗解放北路蘭圃西側,又稱回回墳、響墳,相傳伊斯蘭教早期著名人物賽義德.本.阿布.宛葛素在廣州去世后,教徒將他葬于此。還有一說,認為先賢墓埋葬者系9世紀“最著名之回教人”偉伯。該古墓是古代中外宗教文化交流的見證。
    二、與“古代海上絲綢之路始發港”關系密切的歷史人物
    寧波、泉州、廣州成為我國古代對外貿易的重要港口,固然與三地的地理條件、經濟基礎、政治因素、對外政策及造船、航海技術分不開,但同時也有不少人物從不同角度促進了三地與外來經濟、文化的交流與發展。他們是朱之瑜、蒲壽庚、藍祥、汪大猷、顏師魯、真德秀、趙汝適、汪大淵、朱應、康泰、曇摩耶舍、求那跋摩、拘那羅陀、菩提達摩、常駿、王君政、義凈、楊廷璧、阿布.宛葛素、伍秉鑒、潘仕成等,現擇若干介紹如下:
    朱之瑜——(1600~1680年)浙江余姚人,號舜水,明末著名學者,中日文化交流的先驅。清兵入關時與鄭成功、張煌言舉旗抗清復明,失敗后游歷海外,先到安南,1659年后定居日本,先后在長崎、江戶(東京)講學,傳播中國傳統文化,他被日本學術界奉為一代宗師。
    蒲壽庚——宋元之際我國海外交通史上的重要人物。號海云,祖先為阿拉伯人,因經商到占城居住,后到廣州定居,從事香料貿易。南宋時,其父由廣州遷居泉州。蒲壽庚經營海外貿易,宋末任提舉市舶三十年。為泉州海外貿易的發展作出了貢獻。
    汪大淵——元代江西人,字煥章,20歲到泉州。此后從泉州港浮海遠航,前后兩下東西洋,足跡遍及亞非幾十個國家和地區,記其山川、習俗、物產和貿易諸情況。回泉州后,根據其海外經歷,寫成《島夷志略》一書。
    朱應——三國吳人,中國早期海外旅行家之一,約在吳黃武五年(226)奉交州刺史呂岱派遣,與康泰赴扶南等國從事外交活動。歸國后撰有《扶南異物志》 
    康泰——三國吳人,中國早期海外旅行家之一,約在吳黃武五年(226)與朱應出使扶南等國,并曾在扶南會見天竺使臣。歸國后撰有《吳時外國傳》。
    曇摩耶舍——罽賓國(今克什米爾)三藏法師,東晉時泛舶來華,安帝隆安五年(401年)至廣州,創立了王園寺,后來改名光孝寺,為嶺南佛教發展作出貢獻。
    求那羅跋陀——梵僧。劉宋武帝永初元年(420年)到光孝寺,建毗節殿和戒壇。對光孝寺、嶺南佛教的發展起了推動作用。
    菩提達摩——南天竺香至王第三子,天竺高僧。姓剎帝利,本名菩提多羅,蕭梁普通七年(526年)秋泛舟達廣州,建“西來庵”(即后來的華林寺)傳教。還到光孝寺傳教,并留下達摩井等圣跡。
    拘那羅陀——西天竺人,梁武帝中大同元年(546年)八月到廣州,以后又曾北上,并于陳文帝天嘉三年(562年)“飄還廣州”,駐光孝寺,陳宣帝太建元年(569年)圓寂,在粵居住l2年以上,所譯佛經多部,成為中國佛教史上的四大翻譯家之一,對嶺南、廣州佛教的發展起了巨大作用。
    三、寧波、泉州、廣州怎樣發掘、展示、宣傳“古代海上絲綢之路”歷史遺存
    作為中華海洋文明史的組成部分,海絲一直是特殊的篇章。寧波、泉州、廣州作為古代海絲的重要港口,書寫過光輝的一頁。認真研究海絲歷史,發掘好中華古國這一寶貴資源一直是這三個城市重塑形象,拓展城市文化底蘊的重點。在具體做法上三地有共同之處,也各有特色。
    共同之處是:
    一、成立專門機構領導海絲工作。其中寧波、泉州成立了海絲工作領導小組,市長任組長,領導小組下設海絲辦公室,具體管理運作與海絲有關的事務。廣州由文化局管理。
    二、圍繞海絲廣泛開展學術研究。三地都把海絲列入社會科學重點課題,已經召開了一系列國際或全國性的學術討論會,出版了一批與海絲相關的書籍,如寧波印制了《中國?寧波“海上絲綢之路”文化遺存圖錄》、《千年海外尋珍》,《浙東文化》專輯;泉州編輯出版《泉州港與海上絲綢之路》兩輯論文集和《藍色絲路漫記》;廣州出版了《廣東海上絲綢之路史》、《廣州口岸與南海航路》、《廣州海洋文明遺跡與文物》、《廣州外洋行商人》、《黃埔村與古黃埔港》、《東南亞華僑與廣州》、《基督教新教傳教士與廣州口岸》、《南海神廟》、《古代廣州的外國商人》及《廣州海上絲綢之路叢編》(第一輯)等。
    不同之處是:寧波、泉州在2001年確定以海絲遺跡為主,開展申報世界文化遺產工作。廣州沒有參與。該市把海絲列入廣東省“四地”(海上絲綢之路始發地,近代革命策源地,嶺南文化薈萃地,改革開放前沿地)社科課題。
    寧波、泉州在開展申遺工作中,又各具特色。
    寧波確立海絲為申報世界文化遺產項目后,成立了以市長為主任的寧波市“海上絲綢之路”申報世界文化遺產委員會,向全市發出《寧波市人民政府關于進一步加強“海上絲綢之路”文化遺產保護管理工作的通知》,引起全市人民重視。組織全市文物部門專家對全市現有的225處文物保護單位、文保點進行了梳理,精選出30處與海絲發展有密切關系的文保單位(點)或文物遺產,并對它們進行了實地考察與深入研究,按照國家文物局《關于加強(世界文化遺產預備名單)申報工作的通知》人選原則,精選出l9處遺存作為《中國世界文化遺產預備名單》的申報名單,經浙江省文物局審定并報浙江省人民政府同意后,已于2003年10月上報國家文物局。為呼應此項工作,從2001年起,每年舉辦一屆寧波“海上絲綢之路”文化周紀念活動。2003年,還開展了“千年海外尋珍”行動,組織由專家、新聞記者和市民代表參與的團隊到日本、韓國調查,尋訪與寧波海絲有關的文化遺存,以此作為申遺工作的配套項目。寧波海絲申報世界文化遺產工作正在規范有序地推進。
    泉州在申遺中,把保護放在首位。福建省、泉州市分別成立了海絲工作領導小組,政府下發了相關文件。泉州市在海絲辦設有5個職能小組(綜合秘書組、文本編寫組、規劃測試組、宣傳展覽組、拆遷整治組)具體負責海絲文化遺跡的規劃、整治、保護工作。相繼出臺了《福建省“海上絲綢之路:泉州史跡”文化遺產保護管理辦法》、《泉州市人民政府關于加強文物保護工作的通知》、《“海上絲綢之路:泉州史跡”文化遺產保護規劃》等一系列文件,把與海絲有關的文化遺產的保護、建設、管理工作嚴格置于政令、規劃的制約和監督之下。第二,加大整治力度,優化環境,自2001年申遺以來,政府已投入2.2億元對被列為“海上絲綢之路”考察點的文化遺產的周邊環境進行整治,以期符合申報世界文化遺產名錄的要求。第三,泉州市人民政府公開聘請了海內外14位知名專家、學者為申報世界“文化遺產”顧問,指導、幫助申遺工作。第四,從文化遺存中確定16個點作為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文化遺產委員會的申報點及考察點,并做好編寫海絲申報文化遺產文本及與之相關的錄像工作,爭取2005年或2006年進入《中國世界文化遺產預備名單》。
    四、北海如何深入發掘、宣傳、展示“古代海上絲綢之路始發港”史實
    借鑒寧波、泉州、廣州三市經驗,北海有必要做好以下工作:
    1.營造海絲文化氛圍
    北海合浦有二千多年歷史,在海上絲綢之路始發港這一歷史史實中,北海合浦享有獨特的光榮,這就是《漢書.地理志》有船可從合浦、徐聞人海、抵東南亞諸國的直接記載,表明了合浦在西漢時期就是通往東南亞諸國的港口,是海絲最早的始發港之一。綜合寧波、泉州、廣州三市情況,我們認為,在始發港問題上,是不是“最早”已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把現有的歷史遺址、文物、與海絲相關的實證發掘好、保護好、管理好。從北海市來講,我們宣傳、展示海絲工作相對滯后,當前要緊的是在全市營造一種新的文化精神和海絲文化形象,圍繞海絲提升城市素質。
    海絲的核心是海,是海外貿易的連接延伸。海絲看起來是海洋貿易的通道,實質是傳播海洋文化的鏈條。我市宣傳海絲應立足不是為了拿個名份,挽回什么光榮,得到一個好的背倚,要緊的是通過這一歷史的承載張揚城市的精髓,擴大城市的知名度,促進城市經濟發展的改革和對外開放。
    2.關注與海絲有關的文化元素
    北海有眾多與海絲密切相連的文化元素,我們應給以認真關注:
    建筑文化的元素:建筑是凝固的城市形象,它背負著文化的底蘊。北海的西洋建筑群落實際上是海絲文化的必然產物,凝聚著建筑上的海派特點。在體現歷史與今天、傳統與現代等方面有相當的親和力,挖掘北海建筑風格,對海絲的文化形象乃至城市的整體形象有直接的、舉足輕重的影響。
    市民文化的元素:應引導市民自覺把自己與城市聯系在一起,與海上絲綢之路聯系在一起。對海絲,市民不是被組織而是主動地參與,自覺地選擇投入城市的海絲活動和文化。沒有這些元素,海絲就缺乏雄厚的民心基礎。
    時尚文化的元素:海絲城市不一定僅有歷史文化,它一定還要有時尚文化。時尚是一種引領潮流的沖動,是海絲形象的旗幟,當年,東、西方國家千帆過海的盛景就曾引領了世界的時尚,在今天,時尚是一個城市活力的象征。我國29個被列入世遺名單上的城市和景點都有時尚的品樣。北海在100多年前就曾以對外開放口岸的姿容引起世人關注,具有良好的潛質,相信挖掘出與眾不同的文化典藏,北海必將樹立起時尚與海絲之都的形象。
    生態文化的元素:21世紀是重視生態、環保的時代。海絲的生態環境需要先進的文化理念指導,人工環境的文化形象已經落伍了,不去干預或者極少干預的生態環境才是新世紀的生態文化形象。北海的海絲工作應從各個角度維護與海絲有關的生態環境的完整,不能人為的損壞海絲遺址的原生態。缺少原生態文化形象是缺乏美譽度的,其海絲城市的根基也立不穩。
    3.整理、保護、展示海絲遺址
    我市的海絲遺址,見證了人類文明延續和進步的自然歷史,也見證了我們的先祖先民為延續文明和維護進步而進行的努力。歷史是民族的根,文化是民族的魂。在感情上,我們必須對我市的海絲歷史抱有極大的溫情和敬意。勝地美景一向被認為是人類共同的財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1972年頒布的《世界遺產公約》②要求各國對世界遺產進行妥善的保護和展示。本著這一原則,根據我市海絲工作現狀,我們提出以下建議:
    要保護,先要整理 
    我們建議,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組織專門人員整理我市海絲遺產家底,查清與海絲有聯系的遺址有哪些,哪些屬于我市特有實證,哪些是佐證,哪些人物、事物、民間文藝與海絲有關,做到心中有數。
    要展示,也要保護 
    政府要適時頒布政令,保護遺址周邊的生態;要對海絲的文物景點和人文景觀作出明確標志;對海絲文化遺產應建立保護監測制度;對海絲文物、古跡進行維護和修繕時,應當遵循不改變文物原狀的原則;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污損、刻劃或者損壞海絲遺址;繼承保護和弘揚與海絲遺址有關的歷史傳統文化,在遺址地緣外及早設立保護區,根據需要設置北海海絲遺產陳列室,出版、展示、宣傳北海海絲歷史文化作品等。在所有工作中,保護是第一位的。如果保護和旅游發生沖突,必須犧牲旅游。守住我們的遺址,就是守住歷史、守住根脈。
    要展示,更要研究
    一個城市的文化遺產至少包括科學研究、教育、旅游、啟智和創作、體驗等功能。我市應抓緊設立海絲文化保護區,保護區分為區內區外,從而解決旅游服務和科學研究保護這一分工。對海絲遺產的研究應該是當前最迫切的,因為沒有研究就根本無法認識這些遺址的價值。學術研究要著眼實際,為更理性地保護我市海絲遺存提供理論根據。從目前看,我市雖有散見在報刊、書籍的一些海絲方面的文章,但沒有一本有深度的海絲論文集出版,這方面工作需要抓緊進行。
    至于申報世界文化遺產。我市單獨申報世界文化遺產條件不甚成熟,可學習梁祝故事發源地聯合申遺的做法。③
    外地圍繞海絲工作,成立專門機構、撥出專款、政府下發文件、制定海絲遺產保護的整體規劃等成功做法的經驗,我市應借鑒學習。
 
    注釋:
    ①“絲綢之路”的概念是十九世紀德國歷史地理學家希特霍芬提出來的,原指古代中國經過中亞通向西方的陸上交通線。這個概念具體而又生動,很快為世界各國所廣泛接受與認同。隨著時間推移,絲綢之路不僅是地理上的概念,而且成為古代東、西方之間經濟與文化交流的代名詞,其內涵也不斷豐富,通過研究,證明除了陸路之外,在古代還存在聯結東西方的海上交通線,專家學者們稱之為“海上絲綢之路”,泛指全球東西方通過海洋進行商貿活動和文化交流的通道。
    ②《保護世界文化遺產和自然遺產公約》中,對文化遺產的定義有三條:一、文物:從歷史、藝術和科學的角度來看,具有突出價值的建筑物、雕刻和繪畫、具有考古意義的部件和結構、銘文、洞穴、住區及各類文物組合體。二、建筑群:從歷史、藝術和科學的角度來看,在建筑形式、統一性及其環境景觀結合方面,具有突出的普遍價值的單獨或相互聯系的建筑群體。三、遺址:從歷史、美學、人種學或人類學的角度來看,具有突出的普遍價值的人造工程或自然與人類結合工程以及考古遺址的地區。
    ③浙江省鄞州區、杭州市、上虞市,江蘇宜興市,山東濟寧市和河南駐馬店市等四省六地的“梁祝”申遺代表達成“聯合申遺”的共識。
 
    主要參考書目:
    ①寧波文化局編印《中國?寧波“海上絲綢之路”文化遺存圖錄》
    ②陳瑞統著《藍色絲路漫記》
    ③中國航海學會、泉州市人民政府編印《泉州港與海上絲綢之路》第一、二輯
    ④蔡鴻生主編《廣州與海洋文明系列》
    ⑤文匯報《現代城市發展戰略))2004.6.7
    ⑥人民日報《守護王冠上的明珠))2004.6.1l
    ⑦光明日報《梁祝故事發源地之爭戲劇性結局》》2004.6.20
 
北海史稿匯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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