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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海上絲綢之路探源
點擊:4054  來源:北海史稿匯纂  作者:劉明賢
古代海上絲綢之路探源
劉明賢
 
    一、“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探索應早于西周
    關于“古代海上絲綢之路”是何時探索和開通的問題,歷史學家們見仁見智,各抒已見,亦各有各的依據。有專家提出“從周秦到唐代以前為形成時期”的觀點,我認為須反復論證。因為“根據民族學的研究,百越文化是以有段石錛和印紋陶器為其特征的新石器文化”,①“根據有段石錛的制造時間和發展階段看,太平洋海島地區和東南亞民族的族源,就是來自中國東南沿海的越族”①,“在新石器晚期開始,便有百越諸族,陸續向南方遷移到菲律賓、印度尼西亞及湯加群島,再散布到太平洋諸島。越人在無文字記載之前,在大遷移的過程中,早就開辟了我國東南沿海至東南亞各地的遠洋航線”①,而“早在新石器時代(約一萬年~四千年前),越人就在合浦境內依山傍海,從事漁農業生產和狩獵活動,1957年和l978年在合浦環城鄉一帶,出土了石錛、石鏟、礫石和石戈等新石器時代的石器,與此相鄰的湛江沿海地區出土了新石器晚期的獨木舟。從這些出土的石器可以證實,最晚在石器時代,史稱‘百越’族系之一的西甌越人,已生活在合浦沿海地區”②。早在新石器時代就生活在合浦、北海、湛江沿海的百越族系之一的西甌越人,是與東南亞民族同族源的越人,他們的先人或同輩甚至后人有參與了這場無文字記載之前的“越人大遷移”壯舉的可能,開始進行航海的探索活動。
    見于《竹書紀年》一書就有關于夏朝第九代王帝芒曾“東狩于海,獲大魚”的記載,是我國見于史籍最早的海洋活動。隨后的《論衡》(王充)提到的“早到公元前十一世紀的西周時期,中國與日本、越南已有海上交通”;《拾遺記》(王嘉)記載的:“周成王時,已有旃涂國、祗因國、燃丘國來獻方物”;《說苑?正諫篇》記載的齊景公(前547年~前490年)“游于海上而樂之,六月不歸”;《史記》和《左傳》均記載的“公元前485年吳國與齊國之海戰……,將吳國水師擊退”的大量史實,說明中國在西周至春秋期間,海上航行已相當發達,可以一走六個月,成為一種享受的項目了。然而當時的北部灣又是一個什么情況?直到西漢時期,指南針技術尚未應用于航海事業,風帆也未出現,航海主要也必須利用海流,因此,早于西漢近千年的西周時期當然也只能利用海流航海。唐人劉恂的《嶺表錄異》在記述瓊州海峽時指出:“舟子日,此鰍(鯊)魚,噴氣,水散于空,風勢吹來,若雨耳”。并闡明“交趾回人,多舍舟,取雷州緣(沿)岸而歸,不憚苦辛,蓋避海鰍之難也”的史實。中山大學司徒尚紀教授著文:“瓊州海峽東人口,更是航海危險區,古人視為畏途,航行盡量避開”③。接著更明確地指出:“既然唐代從交趾航海人粵都要舍舟登陸,則漢代更是如此”③。那么,能不能不走瓊州海峽和北部灣而直接從海南島東岸南下?也不行。因為“若經海南島東南部南下,須經七洲洋,即西沙群島,也是航海危險區,自昔舟人云‘去怕七洲,回怕昆侖’(即越南南方昆侖島海域)”③,這就表明一個冷峻的史實:唐代以前,從山東半島及黃海、東海沿岸而下的正常海船(包括廣州船)到達海康(古徐聞)再不能穿越瓊州海峽進入北部灣,也不能從海南島東岸過七洲洋駛向東南亞。既如此,則《論衡》提到的“中國與越南已有海上交通”就只有一解:從北部灣出發。
    西周時,史料有載的生活于北部灣只有在合浦沿海港區生活了數千年又有越人大遷徙祖先航海經驗的西甌越人的后代——合浦揚越人。故此結論應是:合浦揚越人于公元前十一世紀的西周時期,已經可以從合浦的北部灣沿岸航海到今越南區域去。這就是“探索早于西周”的實際內容。
    二、民路成于戰國,商路繁于秦朝
    既然是合浦揚越人早于西周時期就進行海上絲綢之路的探索,那么這條遠洋航線又是何時開通的?《莊子》和《呂氏春秋》均有記載公元前四世紀左右的史實:“越之流人,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其所嘗見于國中者喜;及其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④ , “流于海者,行之旬月,見似人者而喜矣;及其期年也,見其所嘗見于中國者喜矣”⑤,文中說的“及其期年”即越人從北部灣出發,“在海上漂流達一年之久,參照《漢書》的行程,當可到達身毒國(印度)”⑥。而尼赫魯在其著作《印度的發現》中亦明載:“中國絲早在公元前四世紀就開始運人印度”也與上述史料吻合。加之前面說過的“瓊州海峽”和“七洲洋”之險惡,以及“似人者”應是印度黑人,“嘗見于國中者”是中國絲綢等物,即可證實,是合浦港區一帶的“越之流人”和越人中的“流于海者”在公元前四世紀的戰國時期已能在海上連續航行一年之久而到達了印度,成為中國至印度航線的民間最早拓通者。這就是“民路成于戰國”的依據。公元前三世紀的中國書籍《魏略》和印度書籍《政論》相類的載文可作反證。鄧炳權也明確指出“海上絲綢之路的開辟不晚于公元前三世紀,其東端源于中國”⑦,陳立新也提出:“在公元前四世紀出現中西方海上交通,是一點也不奇怪的”⑥的論點。劉迎勝也直言“西漢時代這條從華南到印度洋的航路在先秦時代就應已經存在,只不過漢代才見于文獻記載”⑧……。
    中山大學鄧家倍教授認為,“合浦,中國海上‘絲路’的最早起點”,并以此為題寫下論文。文中明確指出:“清同治年間,鄉人曾在廉州九頭嶺下發現戰國時造船廠遺址。挖掘出造船木材,堅硬如鐵,其中一方形大木,長達20丈,可以想象當時船廠規模之大”⑨。反證了合浦的“越之流人”在此造海船到印度去的可信程度。
    “合浦最早的居民中有一種‘客民’,他們過著中原商賈一樣‘衣必文采,食必粱肉的富裕生活,靠的是‘以斗量珠’貿易”⑩并“以珠璣為打人中原市場的‘拳頭產品,了’。這說明是“中原珠販”率先為與越人交換舉世聞名的合浦珍珠而讓中原的換珠絲綢南運到合浦再轉運到印度去的。等到大量的“中原移民”到了合浦與當地越人聯手發展了南珠購銷業后,這批人數眾多的祖籍中原的合浦富裕“客民”們就替代了“中原珠販”而直接運珍珠到中原換取絲綢再直運回合浦轉運印度諸國去。“客民”們看到桑蠶獲利大,又從先期的以珠換絲發展到把種桑養蠶的技術引回來而直接在合浦生產絲綢產品了。這就是“先有珠,引來絲,再通路”的內在聯系。合浦也正因為這“珠”、“絲”、“路”的功力而成為“海疆第一繁庶之地”⑾,而此“繁庶”應在秦朝“大批移民‘沿秦軍水道南遷’”⑨到合浦后。廣東省博物館李克勤指出:“從公元前3世紀起,直到l5世紀中葉為止,中華民族的造船與航海技術,一直居于世界領先地位”⒓,并明確提出:“一般而言,正式的官方往來常常居于民間往來之后,因此,我們至少可以說,早在西漢武帝以前,中國與印度洋之間即已有了民間商旅往來”⒓。湛江港的陳立新也舉證說明了“早在漢武帝平南越之前,嶺南已有官營或民間經營的海外貿易”⑥。證明“海上絲綢之路”繁忙的商務活動不晚于秦代。同時,秦始皇于公元前222年鑿通了靈渠又開通了桂門關后,向合浦等地“以謫徙民五十萬戍之”⒀,而“此五十萬謫徙人民,當為秦滅六國后之中原人民”⒀。又有“大批移民‘沿秦軍水道南遷’,帶來了中原先進的文化和科技,促進合浦地區的發展和繁榮”⑨。正是這大批大批謫徙及移民中的六國王族及其后人中的智者能人和其他中原來的高智商群體及商賈以其聰明才智及手段成其為合浦“最早的‘客’”⑩。他們以糧食、土布、陶器廉價從珠民手中換來大量的合浦珍珠(南珠)而沿著“秦軍水道”“走南流江,過桂門關,入北流江,接西江,進桂江,轉漓江,過靈渠,進湘江”⑧向中原地帶進行層層炒賣,以價值連城之收入換回大量絲綢等物又沿著“秦軍水道”或改走“大廉山古道”“從湖南桂陽的‘橫浦’南下廣西經桂門關入玉林、博白,從大廉山入境的古道”⑩返抵合浦。
    由于“中原移民”變成的“合浦客民”及其走熟了的水陸兩大交通線“秦軍水道”和“大廉山古道”的作用,可以熟人熟路地直通中原,轉抵長安,當然不必冒險穿越瓊州海峽轉廣州再繞大彎進京。同時也促使這個具有北上長安接陸上“絲綢之路”又南下北部灣通“海上絲綢之路”的水陸交通要沖、秦時的“海疆第一繁庶之地”合浦成了民間水陸兩路的對外貿易進出口主港口,這就是“商路繁于秦朝”的實際情況。
    三、官路通于西漢
    中山大學黃偉宗教授提出:“《漢書?地理志》的粵地條中記的‘自日南障塞徐聞、合浦’出航的時間是公元前111年,即漢武帝平定嶺南之時”⒁。臺灣的合浦籍周勝皋教授亦指出“漢武帝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再遣路博德、楊仆前往討伐。路博德等軍至合浦,南越九真、日南二郡使人至合浦迎降,元鼎六年路博德等平南越,置九郡……”⒀,還有《漢書》正式記載的第一條遠洋航線,始于公元前111年”⒂,“《漢書?地理志》中的這段記載,說明西漢時我國的商船和使臣已經能夠航行到印度次大陸的南端”⒂,而“在對外貿易上,番禺既不如合浦、徐聞,滅安陽王并東京灣西岸后,更不如交趾、九真。加以交趾、蒼梧等地不斷地發展,南越經濟重心明顯有西移之勢”⒃等史實,加上前面所述,“官路通于西漢”已不言自明。
    官路通于公元前111年已可公認,然而“最早始發合浦”可能還認為證據不足。我認為中山大學的鄧家倍教授說得好:“證據很多,其中最主要的是合浦古漢墓群出土的文物”⑨。“在已挖掘的400多座漢墓中,幾乎每座都有種類繁多的舶來品”⑨、“有用琥珀雕成的獅子、青蛙……⑨’、“有大量琥珀、瑪瑙、琉璃、水晶以及具有外國風格的玻璃器皿……”⑨。“一位研究亞洲文物的日本專家考證鑒定認為,上述出土文物不是中國的產品,應是印度、中亞或西亞的古代舶來品”⑨。“在蘇門答臘、爪哇、婆羅洲等地出土大量中國漢代日用陶瓷器等。觀察與分析其彩釉和胎質,與合浦古漢墓出土的我國中原產品一樣”⒄……。而合浦古漢墓群的規格、數量、地域、時間亦罕見地證實海上絲路最早始發合浦。合浦博物館專門研究合浦古漢墓數十年的退休老專家陳瑞業老師以大量史實證明“合浦原有古墓在1萬座以上”⒄,“主要集中在縣城東郊……東西寬約五公里,南北長約十八公里”⒄,“合浦古墓群實際上是漢至南朝這段跨越八百多年歷史時空的墓葬”⒄……。
    南齊末年(589年)而“隋文帝開皇三年(583)……改越州為祿州,后又再改稱合浦郡”⒀,說明合浦古漢墓的墓主人最早葬于秦末漢初,反證了“商路繁于秦朝”。每墓出土數十件至數百件文物又每墓均有舶來品,說明合浦古漢墓的主人規格之高,與海上絲路淵源之深。上萬座古漢墓集中葬于今文昌塔附近的“乾體海口”⒀說明合浦這個“古乾體港”與墓主人的關系微妙。經研究,合浦古漢墓的墓主人們就是這條“海上絲綢之路”的開拓者及先驅者。他們由六國后人、越之先人、被謫徙的皇親國戚、藩王侯爺、朝廷命官、南來官佐、中原商賈、海外來客等8種人構成,史料有以下記載:
    “秦平百越,設南海、桂林、象郡三郡,以謫徙民五十萬戍之,合浦縣境屬象郡,此五十萬謫徙人民,當為秦滅六國后之中原人民”⒅。“舊志說合浦最早的居民中有一種‘客民’,列為‘四民’之首,應屬隨秦軍南來的北方移民”⑩。“古者堯治天下,南撫交趾”、“虞舜以天德嗣堯,……南撫交趾”、“商周時期中原人已經到達了南海的邊緣”⒅……。
    “越俗以珠為寶,合浦有珠市”、“最晚在石器時代,史稱‘百越’族系之一的西甌越人,已生活在合浦沿海地區”②。“東漢明帝時,合浦人張重為日南郡從事舉計”⒀、“又有丁茂,少貧,事母曲盡歡心,以孝廉官至交趾太守”⒀、“姚文式,東漢獻帝時建安年間,以茂才官交州治中”⒀……。
    “漢哀帝寵幸董賢,行臥不離,封為高安侯。賢妻及妹俱美,哀帝納賢妹為昭儀,并特許賢妻持證出入宮內。賢與妻及妹俱得常侍左右,同獲寵愛。賢年廿二,官至大司馬,衛將軍。哀帝崩,王莽入主政,以太皇太后詔,謂大司馬賢年少,不合眾心,即收賢印綬,罷官歸第。董賢即日與妻皆自殺。賢父恭,弟寬俱奪官職,并徙合浦,董恭死于合浦,葬于城東十五里之獅子山下,鄉人稱該山為董恭山”⒀、“陰軼以曾祖姑為光武帝后,陰氏自是世為卿校。軼妹初為漢和帝貴人,嗣拜后,后以鄧貴人得寵而被廢,家屬徙日南北景縣,軼徙合浦”⒀……。
    “平帝元始五年王莽廢中山王后衛氏,徙合浦”⒀、“關內侯張由及太仆史立俱曾讒陷以身擋御猛熊而保衛漢成帝中山王興之馮昭儀,哀帝崩后,孔光追劾張由及史立之罪。張由史立俱奪官充戌,謫居合浦”⒀,“定陵侯淳于長入獄庾死,其妻子被移徙合浦”⒀、“宜陵侯息夫躬獲罪,……仰天呼號而仆死,躬母堅棄市,妻充漢及家屬徙合浦”⒀、“又方陽侯孫寵為有師所劾,追發舊冤獄,奪爵充戌,并徙合浦”⒀、“孔卿侯傅晏直鯁,免官徙合浦”⒀……。
    “漢成帝時,以青年時期與妻子天寒午夜牛衣對泣至名之王章為京兆尹。王章剛直敢言,以事忤王鳳。王鳳乃劾王章大逆罪,背叛皇帝,遂把王章下獄。王章妻及子女八人俱連坐入獄。王章在獄死,家屬充戍合浦地方”⒀。“哀帝時王莽秉政,南郡太守毋將隆、郎中令冷褒,黃門侍郎段猶等直鯁,俱免官徙合浦”⒀……。
    “十七年遣伏波將軍馬援、樓船將軍段志等討之,軍至合浦而段志卒……”⒀、“中央重要官員或以軍事行動經合浦者,對地方自有相當影響”⒀、“漢靈帝中平元年,交趾屯兵反,執刺史及合浦太守來逵。靈帝遣賈琮為交趾刺史,討平亂事后,招撫荒散,蠲免徭役,簡選良吏為諸縣太守。琮任事三年,治績為當時十三州之冠。合浦在當時十三州之內,亦沾賈琮之政績”⒀……。
    “王章妻同子女定居合浦之后,憑著她的遠見和智慧,經營珍珠購銷,數年之問,擁有家產‘數百萬’……”⑩、“漢高祖呂后用五百金代價向會稽珠販買‘三寸大珠’,以為至寶”⑩……。
    “外國商船經海道來到合浦港停泊,進口商品再沿這條水道(秦軍水道)輸送到沿線各地至中原”⒆、“這條水道也是成為漢使者出國和外國使者要到中原的通道之一”⒆……
    上述的八種人或其家族及親友完成了“先有珠、引來絲、再通路”的壯舉,死后帶著心愛的舶來品長眠于合浦古漢墓中便是順理成章之事了。同時,由于“合浦作為中外交通,商貿必經之道”⑨,又是“中國最早進出口港”⑨,因而合浦古漢墓出土的文物尤其是舶來品規格高、數量多也就順理成章了。同樣,由于上述基礎條件成熟,漢武帝選擇合浦始發而開通這條官路也是唯一正確之選擇,故有《漢書?地理志》粵地條“自日南障塞、徐聞、合浦船行五月,有都元國。又船行可四月,有邑盧沒國。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諶離國。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盧國。自夫甘都盧國船員行可二月余,有黃支國,民俗略與珠崖相類。其洲廣大,戶口多,多異物,自武帝以來,皆獻見”的記載。也同文中有“有譯長,屬黃門,與應募者俱人海市明珠、壁琉璃、奇石、異物,赍黃金雜繒而往。所至國皆稟食為耦,蠻夷賈船,轉送致之”的具體經營和交往的描寫。還有“亦利交易,剽殺人。又苦逢風波溺死,不者數年來還”的艱苦歷程和突發事件的記述和“平帝元始中,王莽輔政,欲耀威德,厚遣黃支王,令遣使獻生犀牛”的重大盛事記述。更有“自黃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八月,到日南,象林界云”的返程記述和“黃支之南,有已程不國,漢之譯使自此還矣”與海上絲路西線相接的記述。
    除了上述條件對合浦始發有利以外,海流也奠定了古合浦港的最佳始發港地位。西漢時期,指南針技術尚未應用于航海事業,風帆也未出現,航海主要也必須利用海流。而自古至今受地形影響的環北部灣冬半年與夏半年方向不同的海流又決定了“古代海上絲綢之路”在一年中的不同時期可選用兩條不同方向、不同路線的其中一條航線組織船隊航向“海上絲路”。第一段航程的目的地金甌角。這就是《漢書?地理志》明載的“自合浦、徐聞南人海,得大州,東西南北方千里”,即從合浦始發后經過徐聞過海沿著海南島西海岸過東京灣到越南駛向金甌角的航線和“自日南障塞,徐聞、合浦船行……”即從徐聞始發后經合浦(或直接從合浦始發)再到日南并沿越南東海岸駛向金甌角的航線。這兩條航線的重要始發港均可是合浦或徐聞。然而,泰國灣冬季所出現的逆時針環流的時間性及重要性而使得每年十月開始的冬半年海流(即合浦始發線)與之時間極為吻合,加之貨源豐足及內陸運輸發達等原因更使得合浦始發線成了“古代海上絲綢之路”最佳選擇的主線。同時,夏半年形成的環北部灣逆時針環流使得此航線既可從徐聞始發又可以從合浦始發,既可以從越南返回徐聞亦可以從越南順海流返回合浦。又因“商人由廉州海門啟程揚帆,順北風只需要幾天就可以抵安南”⒇,而返程時“異時安南舟楫多至廉,交人之來,自其境永安州,朝發暮到……”(21),徐聞卻需“風起之前l0天左右,船隊順北部灣環流航行至北部灣北端的合浦港候風”⑥,并于風起時“從第二候風港合浦出發”⑥,其實質又是集中貨物于合浦再候風始發。同時“在西南季風期內從徐聞人海,船舶在北部灣轉一圈后仍然會被北部灣環流帶回到始發港徐聞”⑥也說明夏半年合浦港的始發作用。故此,古合浦港實質上成其為西漢時期比徐聞重要的“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最佳始發港。古合浦港的最佳始發作用又因其后的東漢伏波將軍馬援鑿通了白布峰腰后船走“馬援通道”而顯得更為重要。
    “西太平洋的潮波,受地形的影響,經巴士海峽和巴林塘海峽傳人南海時分成兩支:一部分向臺灣海峽傳播,大部分沿華南大陸架作弧形方向傳播,在汕頭至湛江沿岸形成一股常年的西南恒向海流;在北部灣則形成一股西北向的海流”⑦。“粵西海區受大氣環流和季風影響,秋季盛行東北季風,春末至夏季盛行西南季風。南海l0、1 1月為東北季風可能發生期,12~2月達到鼎盛期,3、4月為可能發生期;西南季風5、6月、9、10月可能發生,7、8月為鼎盛期。受季風控制,南海北部海流秋冬呈西南方向漂流,夏季為東北方向漂流并在北部灣形成環流”⑥,每年十月從合浦始發的船隊即可順風順流通行無阻地穿過北部灣再沿著越南東海岸航向金甌角。這段從合浦到金甌角的“第一段航程”據后來的實測“海流流速每小時為0.3~1.5海里,通常為0.5~1海里”⑥,因此,從合浦始航后兩個多月即到達金甌角。到達金甌角時正是12月至l月的冬季時期,剛好碰上泰國灣的逆時針環流,有利于繼續航行。
    “泰國灣冬季有一股逆時針的環流,北半部流速每小時約0.4~0.8海里,南半部流速每小時約0.5~1海里,西漢船從金甌角出發,順泰國灣環流及南海冬季海流沿岸行駛,經馬來半島東北岸到達馬來半島南端今新加坡一帶,這一段航程按流速推算約須近2個月的時間”⑥。這一段路程的關鍵是泰國灣的逆時針環流出現在冬季,因此,從中國到都元國的船隊以冬季過泰國灣為最佳時段,而都元國到中國的船隊也可于冬季順這逆時針環流返程,航行到交趾時等西南季風起返回合浦。
    “馬六甲海峽、新加坡海峽共長650海里,全年都有一股西北向的恒向海流。在南海及北印度洋的東北季風期間(12月~2月),這股恒向流最強;在西南季風期間(6月~8月),這股恒向流最弱。海峽流速約為每小時l~2海里。因此,西漢船隊利用海流,10多天可以到達都元國(今印尼蘇門答臘東北部)”⑥。
    四、唐代東移廣州,宋元北遷泉州,明代成為絕唱
    由于“直到孫吳時,航海口岸仍多在合浦或交趾”(22),“在社會經濟發展水平不高的秦漢時代,充其量番禺只能充當東南沿海一帶貿易之港口”(22),更因為“西漢元鼎6年(公元前111年)武帝平定南越,番禺被毀于一炬,至東漢建安22年(公元217年)吳交州刺史步騭重建番禺城于廣州。這長達318年問,古代番禺之繁榮即告衰微”(22),而且前面說過的唐代以前無法穿越瓊州海峽及直航七洲洋的史實,廣州無能成為海上絲路最早的始發港而直航東南亞。然而,“廣州地區之再次興起,要到漢末建安年間孫權經營交州、步騭重建廣州城以后才逐漸恢復”⒃,并且“東漢末以后,由于日南象林郡被林邑國所據,其沿海一帶即復昔日之安寧,由北部灣出航逐漸變得危險,加上深海航行事業日益發展,故南海向西遠航多由珠江口直接南下。于是從六朝到隋唐,逐漸形成了‘廣州通海夷道’,取代了漢代的交州日南航線”(23)。所以繁榮了近千年的“海疆第一繁庶之地”的合浦留下了上萬座規格極高均有舶來品的“漢至南朝這段跨越八百多年歷史時空”的合浦古漢墓群而衰落下去,這也是合浦古漢墓“至今隋唐至宋元墓葬尚未發現過,而秦及其以前的墓葬也未有發現”⒄的真實原因。
    雖然“晉代以前,廣州未能與外國直接通航”(24),但“由吳晉至隋唐,廣州大為興盛,而以《新唐書?地理志》所記的廣州通海夷道為標志”(23)而“唐代從廣州起航直到波斯灣、東非和歐洲的海上‘絲綢之路’,全長共14000海里,這是16世紀以前世界上最長的遠洋航線”(25),這就是“唐代東移廣州”。唐代廣州的影響力可以宋人之言“唐威令行于東南,故蠻夷呼中國為唐”(26)來概括。
    “北宋以來,廣州、明州、泉州為我國三大貿易港,其中以廣州對外貿易為最盛。到了南宋,由于泉州靠近當時的京城杭州,外來貨物運往杭州較廣州方便,這樣就使泉州地位突顯,到了宋末,泉州已在廣州之上,成為當時我國最重要的港口”(24),這就是“宋、元北遷泉州”。
    “明永樂、宣德年間(1403~1435年),鄭和率領龐大的艦隊,浩浩蕩蕩,先后七次揚帆西航,將海上絲綢之路推向興盛的顛峰”⑿,但“卻成為興盛了千余年的中國海洋文明走向衰敗之旅的標志”⑿。由于“l5世紀前,絲綢之路主要是中國走向世界之路;之后,卻成了世界走向中國之路”⑿,因此“鄭和下西洋終成了千古絕唱”⑿。
    綜上所述,“古代海上絲綢之路”應是探索早于西周,民路成于戰國,商路繁于秦朝,官路通于西漢,最早始發合浦,唐代東移廣州,宋、元北遷泉州,明代成為絕唱的探索開通和發展過程。
    注釋:
    ①引自鄧端本《廣州港市形成與海上絲綢之路的關系》文中引述的《百越民族史》
    ②引自李志儉《北海港歷史?現狀?前景》
    ③引自司徒尚紀、李燕《漢徐聞港地望歷史地理新探》
    ④引自《莊子?徐無鬼》
    ⑤引自《呂氏春秋?聽言》
    ⑥引自陳立新《海上絲路話徐聞》
    ⑦引自鄧炳權《海上絲綢之路的東方發祥地》
    ⑧引自劉迎勝《絲路文化?海上卷》
    ⑨引自鄧家倍《合浦,中國海上“絲路”最早起點》
    ⑩引自黃家蕃3人《南珠春秋》
    ⑾引自《合浦縣志》
    ⑿引自李克勤《絲綢之路:中國走向世界之路》
    ⒀引自周勝皋《何日珠還話合浦》
    ⒁引自黃偉宗《應當重視“海上絲綢之路”的開發》
    ⒂引自洪三泰《絲路悠悠海藍藍》
    ⒃引自臺灣李華東《秦漢變局中之南越國》
    ⒄引自陳瑞業《合浦漢墓知多少》
    ⒅引自覃乃昌6人《廣西環北部灣文化考察與研究》
    ⒆引自陳瑞業《西漢合浦郡治初探》
    ⒇引自《北海文史(第二輯)》第73頁
    (21)引自《嶺外代劄二》
    (22)引自楊伯堅《廣州外貿二千年》
    (23)引自陳佳榮《西漢南海遠航之始發點》
    (24)引自徐俊鳴《嶺南歷史地理論集》
    (25)引自黃啟臣《廣州海上絲綢之路的興起和發展》
    (26)引自宋?朱彧的《萍州可談》
    (寫于2001年11月)
 
北海年鑒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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